馨，也充满了幽默和欢乐，充满了人性的诗意与美好。真正的西部人，面对苦难，并非是愁眉哭眼地叹息，他们所持的人生态度永远是积极向上的。一代又一代的大漠中人之所以这样乐观地生活着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传承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一种与自然顽强抗争的精神，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的支撑，很难想象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是怎样生存下去的。而这种精神，又何尝不是我的中华民族的精神，何尝不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所要寻找和表达的？

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，人类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。小而言之，它是人生的支柱，大而言之，它是民族复兴的动力。

我工作的金昌市离我的家乡不过二百多里路，割舍不了的乡情，常使我魂牵梦萦。有空了，我就时常地下去走走。甚至，有时下去，不惊动任何熟人，默默地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去看看，到沙窝窝里去感受感受。即使一个人，静静地躺在沙漠上，吮吸着沙漠的气息，聆听着沙漠的声音，也仿佛与大自然有了某种心灵上的沟通。我爱沙漠上的每一种植物，爱沙漠上的每一个生命。即使是爬来爬去的小蜗牛，探头探脑的小蛇鼠，也是那么的可爱有加。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生活着的，但是，它们一定也有它们生活着的理由。我一直在思考着，在寻找着，思考着这片土地为什么这么深沉，寻找着这片地上的精气神。寻找的过程，既是我的知识储备的过程，精神修炼的过程，也是我精心地呵护着我的人物成长的过程。在这期间，我出版过一部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集《悲情腾格里》，又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绝路》、《残局》、《后台》、《我的美丽没有错》。《绝路》出版后，不到三个月，三、四种盗版书纷至沓来。《后台》由春风社出版出版后，先后有《扬子晚报》、《华商报》、《重庆商报》、《上海新闻午报》等十余家媒体作了连载。不久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又出了再版，西安一家文化公司买断了电视剧改编权。虽然这些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但是，这并不是我心目中的小说。我只是想通过这些小说的写作，抒发某一时段堵在心里的块垒，提升我结构长篇的能力和叙述水平。我似乎觉得，这些小说的创作，都是为了我的这部小说创作在做准备。我省新锐评论家杨光祖曾在评论我的小说时说：“本来，唐达天从故事小说向性格小说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，他完全可以在这片文学活土上大有可为，一展才华，写出扎实厚重的长篇小说，无愧于自己的童年体验和西部热土，在文学艺术上再上一个台阶。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而将笔触摇向了畅销小说的领域，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绝路》系列。《绝路》是一部好读的小说，是一部拥有一定数量读者的小说。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社会，做畅销书作家，还是做纯文学作家，或雅俗共赏类作家，当然是个人的事情。不过，我认为在文学写作中丢失自己，也是一条‘绝路’，即便它拥有庞大的读者群。”他的话无疑戳到了我的痛处，也点准了我的软肋，对我的创作触动很大。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，是我一生的夙愿，但是，我知道，我缺少的东西还很多，我之所以迟迟不敢动笔，是怕浮躁的环境和心气破坏了我的写作心态，也怕我的生活储存和创作能力跟不上去，破坏了深藏于心的美好，从而损伤了那些人物在我心目中的神圣。海到无边天是岸，山登绝顶雪为峰。任何事情，强求不得，到了一定时候，自然会瓜熟蒂落。直到2004年，我调到了市文联，有了时间，对我的生命体验做了认真的回顾与梳理，才觉得我的小说中的每一个人，已在我的心里一天天地成熟与丰满了，他们中，老的老了，死的死了，新的一代，成了社会的脊梁。也似乎觉得，我苦苦寻找的东西，也隐约地寻找到了，应该到了动笔的时候。

小说中的场景，小说中的人物，都在我的故乡。有的人物，我连名字都没有改。只要我一闭上眼，他们的音容笑貌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。尽管如此，困惑也不少。如何表现生活，如何提升这些人物？以描写为主，还是以叙事为主？我曾经十分的矛盾。我喜欢那种平静的文字下，涌起的波涛，也喜欢一字一字的，跳动着的音符。但是，当我提笔一写，还是忍不住心潮澎湃，激动万分。我无法克制着我的冲动，正如我无法克制我对这片的土地的热爱。充满激情的写作，往往会失之偏颇，却也有冷静的叙述所无法企及的感染力。我一向排斥绵密的自说自语式的絮絮叨叨，也不欣赏原生态的自然主义的生活堆砌。由于作家本人的性格不同，他的表达方式也截然不同。正如托尔斯泰无法用博尔赫斯的方式去叙述，卡夫卡也无法写出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样的巨着，但是，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都是世界级的大师。既然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，就只能随其自然了，过分地强迫自己，往往适得其反。

当我进入写作状态，才，我凡能搜集到的都要找来认真地看，每看必受益。这次亦然。先生的论述，犹如洪钟大吕，对我的创作启发相当大，他站在人类抒写的高度，俯瞰当前的写作姿态，所指出的症结正是我创作中遇到的困惑，悉心揣摩，我的思绪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，似乎慢慢地从